股票杠杆软件排名 下一个“硅谷”,还在硅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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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2年12月成立以来,三方电气秉承苏州电科院的科研精神和技术优势,经过二十多年的稳健发展,业务范围已横跨电焊机、轨道交通、医疗器械、IT、电子电工等多个行业,展现了其强大的跨界服务能力。公司不仅被工业和信息化部首批认定为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还荣膺四川省首批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称号,彰显了其在中小企业服务领域的领先地位。

最新消息,俄罗斯罗斯托夫州州长表示,乌克兰无人机周六袭击了罗斯托夫地区,导致当地一座油库起火。有外媒报道称,此次遭袭的地方,距离俄乌交火前线有数百公里远。近几个月来,乌克兰加强了对俄罗斯领土的空袭,目标是炼油厂和石油码头。

美国旧金山时间5月22日下午,我们走进位于硅谷腹地圣克拉拉市(Santa Clara)的英伟达总部时,他们刚刚发布了截至4月28日的2025财年第一财季报告——营收260亿美元、同比增长262%,净利润148.8亿美元,同比增长628%。这一惊人业绩再次震惊了全球科技界。

截至上周收盘,英伟达市值达到26190亿美元,在美国“科技七巨头”中,仅次于微软(31971亿美元)、苹果(29132亿美元),领先谷歌(21625亿美元)、亚马逊(18931亿美元)、Meta(12130亿美元)、特斯拉(5716亿美元)。如果以市盈率计算,英伟达高居第一。

对比中国已上市的科技企业,按上周收盘并以美元(或折合为美元)计算,市值排名前七的是:腾讯控股,4561亿;拼多多,2188亿;阿里巴巴,1965亿;宁德时代,1221亿;美团,926亿;比亚迪,841亿;美的集团,642亿。之后是网易(583亿)和小米(580亿)。人们熟悉的京东市值为463亿,百度为352亿。从市值看,微软相当于7个腾讯,亚马逊相当于9.6个阿里巴巴,谷歌相当于61个百度。

曾几何时,腾讯和阿里都是世界十大市值公司,市值压倒Meta和亚马逊,而今落后很多。今天在所有上市华人科技企业中,领头羊是台积电,市值接近8300亿美元,领先腾讯和阿里不止一个身位。

上周写完《下一个“中国”,怎样还在中国?》,我从浦东飞往旧金山,到硅谷和西雅图探访美国的顶尖科技企业。

原本想写一篇《下一个“美国”,是否还在美国?》,但题目太大,所做调研很肤浅,也不容易说清楚。总体上,如果和上世纪80年代从书本里阅读美国相比,和2000年到美国做访问学者时相比,答案大概是No,我觉得美国在不少方面的“灯塔效应”已大不如前。

不过,美国的很多特质,如优越的地理环境、资源优势、移民文化等,“还在美国”,将会继续。同时,美国在关系到人类命运的若干前沿科技领域的优势依然明显。

在实地走访了微软、苹果、英伟达、谷歌、亚马逊等企业和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后,我的感觉是,中国主要科技企业的视角和事业基本还在国内,很现实,很眼前,而美国几家顶尖科技企业的愿景和思考角度不止于美国,还包括世界,人类,乃至宇宙。

多年来,围绕中国的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创新,我一直在一线奔走和发声。但此次美国之行让我开始反思:当我们越来越骄傲地沉浸于中国力量的“遥遥领先”和“美国在走下坡路”的自嗨时,至少从科技维度看,美国并没有衰退,在AI方面还拉大了和中国的差距。

下一个“硅谷”,是否还在硅谷?要想引领人类的科技发展与创新,需要有什么样的企业和环境?这样的探访和思考,有利于我们更准确地认知趋势,认清自己,迈向未来。

黄仁勋、辛顿、李飞飞

英伟达总部大楼,从外形看是一个钢筋玻璃构成的大三角,从内部看像一座宇宙飞船,大量的会议室都是以《星际迷航》中的地点、天体、外星种族、星际飞船命名。

一片空旷的大厅刚刚布置成一个会场,接待者对我们说:“今天发了财报,明天上午是一季度公司大会,黄总会来讲话。”

黄总就是黄仁勋,他出生于1963年,1973年随父母和大他两岁的哥哥从中国台湾来到美国。他曾说,父母并不富裕,但辛勤工作,他也在寄宿学校清理过厕所,在Denny's餐厅当过洗碗工、清洁工、服务员。这些经历让他懂得了努力和坚持的重要性。1993年,他与两位好友从开发一款能在个人电脑上实现逼真3D图形的芯片入手,创办了英伟达。

一位随团企业家说,他最佩服黄仁勋的是他已经做了31年CEO,还充满热忱,保持着强烈的进取心,且英伟达目前的60位管理团队成员,都直接向他汇报。

黄仁勋认为,简单的层级结构有利于把所有信息分享给团队中的每个人,让他们像交响乐团那样,共同奏响同一首曲目。每隔一周,这60人会齐聚一堂,围绕核心问题展开讨论。而当管理向下扩展时,则不是采取“1:60”的模式。因为随着层级增加,所需要的监督也会增多,经理们要承担大量管理工作,无法对应那么多下属。但在上面,黄仁勋坚持,60位管理团队成员都是其直接下属。

他曾说,“当每个人都能平等地访问信息时,我们将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共同推动公司的发展。这是赋权的核心。”

我来硅谷前,听上海的一位企业家谈起黄仁勋。他们刚在西雅图交流过。他说,黄仁勋最触动他的是,虽然有如此成就,但人很humble(谦卑)。过去黄仁勋早上5点醒来就起床,现在因为家里的两只狗总是在6点醒来,而任何震动都可能吵醒它们,所以他就在床上安静地阅读,等到6点再起床。

这位企业家说:“一个人,愿意为了某种东西克制自己,其实很重要。不少人就是在成功后眼里只有自己,最后造成了灾难。”

我们在谷歌参观,以及听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AI实验室联合主任Pieter Abbeel教授讲课时,都听到了辛顿(Geoffrey Hinton)的名字。他被称为“人工智能之父”,2018年获得了图灵奖。

2012年,辛顿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任教时,和两个学生创建了一家专注于神经网络算法的公司。他们通过对数百万张照片的分析,打造了一个能识别常见物体的系统。其中一个学生叫伊利亚(Ilya),他后来成为OpenAI的首席科学家,并在那里工作了10年。

2013年3月,谷歌以4400万美元收购了辛顿的公司,当时他们所做的系统为后来的ChatGPT、谷歌Bard等大语言模型奠定了基础。

我对辛顿感兴趣的地方在于,他去年5月宣布从谷歌离职。理由是他觉得AI聊天机器人所带来的某些危险“相当恐怖”,担心AI会对人类构成威胁,担心通过利用AI,网络上会出现很多虚假图片、视频和文字,担心未来类似于“杀人机器人”的自动化武器可能成为现实,担心一旦AI通过阅读小说或马基雅维利的作品来学习欺骗他人,一旦具备了“欺骗”能力,也就具备了轻易控制人类的能力。

他在社交平台解释说,他之所以从谷歌辞职,是为了可以在不考虑对谷歌产生影响的情况下,谈论AI的危险性。

在离开谷歌后,辛顿继续做他感兴趣的研究。不久前他说,训练大模型需要耗费大量算力,为此可能需要放弃计算机科学最基本的原则,即软件与硬件分离。这样可以充分利用硬件的丰富模拟和高度可变的特性,以实现“凡人计算”(Mortal Computation,有生有死的计算)。

此时,软件的存在也依赖于硬件,就像人的智慧依赖于其身体的不可随意复制一样。但这又导致了一个新问题的出现,就是当具体的硬件损坏时,软件或者“学到的知识”也会随之消亡。怎么办?辛顿提出了“知识蒸馏”的概念,即把旧硬件上的知识用蒸馏的方式转移给新硬件,就像知识“从教师传授给学生”。

像辛顿这样的教授,他们思考的问题,思考问题的角度,都有很强的原创性和启发性。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为整个人类提前去思考问题的人。

也有科学家从校园走向产业界。有“人工智能教母”之称的李飞飞最近就从斯坦福大学学术休假两年,瞄准“空间智能”首次创业。她将“空间智能”定义为“从物体之间的关系中获得预测和洞察力的能力”。比如,你可以给机器人下达指令,“打开上面的抽屉,小心花瓶!”然后“大语言模型+视觉语言模型”就能从3D空间中分析出目标和需要绕过的障碍,帮助机器人做出行动规划。

她表示,AI对空间智能理解的进步,正在催化机器人学习,使我们更接近“让AI能与世界互动”的目标。

硅谷好像是一个加速器,让各种类型的聪明人在这里获得生命与智慧加速的力量。无论你选择什么方向,它都可以帮助你绽放最纯粹的向往。黄仁勋、辛顿、李飞飞这些人当然也都是“网红”,但他们红的原因,是提出第一流的见解和洞察,自然赢得关注。

而国内一些网红企业家,热衷的是挖空心思搞流量,为的是卖产品,变现,公关,却极少能提供有价值的思想。

好生态,就是尊重、信任与激励

斯坦福大学工程设计学院教授Barry Katz在为我们讲授《创新设计思维》时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何硅谷擅长激发创意而中国擅长执行落地?

他认为从地理条件看,硅谷在学术研究、企业研发到消费者之间的路径很短;从人文条件看,戴森(Dyson)创始人到硅谷时说,硅谷就像200年前工业革命的爆发地曼彻斯特,人人彼此都认识,随时可以找到他人,帮助解决问题,进行合作;从创业环境看,硅谷崇尚车库文化,崇尚无人指挥的自由与平等。

具体来说,硅谷创业生态系统有八大支柱:可及的市场,人力资本,资金&融资(全美风投资金的50%都投向这里),辅助系统,政府&监管,教育&培训,大学作为辅助剂,文化支持。

关于硅谷文化,黄仁勋不久前在一次对话中说:“当我创立英伟达时,只有29岁。那时,我去与律师事务所和风险投资公司打交道,常常会因为自己的年轻和缺乏经验而感到不安。因为当时的大多数CEO都穿着西装,打扮为成功人士,说话像成年人,他们使用专业词汇,谈论商业之类的事情。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硅谷的文化逐渐变得更加包容和开放,年轻创业者得到了更多的机会和支持。现在,如果脸上没有青春痘,我认为你不值得拥有一家公司。我们必须让年轻人充分发挥他们的潜力,因为他们能够成就非凡。”

谷歌的一位产品总监告诉我们,谷歌充分信任员工,赋能他们自主权和决策权,避免过度精细化的管理;鼓励开放式沟通,鼓励员工追求自己的想法,拥抱非传统思维,敢于挑战假设、质疑现状,快速行动,测试想法,并根据反馈调整。在谷歌,员工有20%的工作时间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我们这次碰到的好几个年轻人,都主动谈起他们除了完成谷歌工作外,还做了一些什么“副业”。

有的个人项目,谷歌还会给予资助,也有创业者选择将创业公司出售给谷歌。谷歌还给员工提供了难以想象的福利,比如,因为有免费美食,随时想吃就吃,很多新员工加入后体重会增加15磅,这被称为“Google 15”。

因为有这样的环境和文化,硅谷成为年轻人热衷创业创新的“梦之地”。今天硅谷很多商业领袖都是移民,如纳德拉、皮查伊、马斯克、杨致远、黄仁勋、苏姿丰、袁征、谢青(飞塔信息)。他们并非天生如此,是硅谷让他们变得如此。

2020年,外卖网站DoorDash在纽交所上市时,创始人之一、1985年出生于南京、4岁随家人移居美国的华裔年轻企业家徐迅,把当年父母在美国打拼的经历写在了IPO招股书的开篇。他写道:DoorDash今天的存在,就是为了让那些像我妈妈一样怀揣着梦想来到这里的人,能够靠自己的力量让梦想成真。

我们在硅谷和西雅图的科技公司以及硅谷创投社交晚宴上,见到了许多和当年的徐迅一样,来自中国的充满梦想和奋斗精神的年轻人。一位在谷歌工作,毕业于浙江大学的年轻人说,他所在的小组70%的人来自中国大陆,他认识Sora团队的人,至少4~5人来自中国。伯克利AI实验室的Pieter教授也和三个学生创立了一家AI公司,他们都来自中国。

中国并不缺少年轻有活力的人才,他们是中国的希望,他们中的一部分来到硅谷,也在助力硅谷的发展和人类科技前沿的无边界探索。

科技高地、科创中心的形成,人才密度和人的能力的发挥程度,是关键。要长期吸引人才,激发人才,环境至关重要。环境在,人就在。企业家,科学家,工程师,投资家,大学,公司,政府,社会组织……当这一切交融到一起,当企业家精神、人类意识、资本、开放与信任,极致地交汇起来,创新就会水落石出,并长盛不衰。

最终,你追求什么,就成为什么。

(作者系人文财经观察家、秦朔朋友圈发起人)

第一财经获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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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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